2012年6月22日凌晨两点多，宝鸡石嘴头四组的一户人家还在忙碌地为新房打桩基。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挖土机在指定地点挖下的瞬间，一些泛着幽幽绿光的青铜器突然冒出了头……这是继今年3月和4月以来，第三次在该地发现青铜器。这种场面对于村民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立刻停止了手中的工作，将现场仔细地保护起来。天亮以后，一位村民立刻报告给当地的文物主管部门，于是渭滨区博物馆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始对该墓进行了抢救发掘。

文物挖掘现场

经过一天半的勘探和取土，截止6月23号下午，墓葬的基本形制已经完整地暴露出来。该墓为西周早期常见的带有二层台的土坑竖穴墓，南北向，长4.2米，宽3.6米。从墓室内一段残存的腿骨来看，墓主头南脚北，应为仰身直肢。葬制为一棺两椁，椁盖上还放置有一辆较小的马车，另有车軎、銮铃、铜泡、铜鸟饰等小件铜器散落在上面。该墓的特殊之处在于，二层台东、北、南三面分布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窑洞式壁龛。所有的青铜礼器均规整有序的摆放在里面。

由于器物还需要进行绘图、照相、采样等种种技术手段，所以大部分文物都是清除掉四周的淤土后保留在原位不动的。从现场清理的情况来看，暴露的铜器已达二十余件。

 炊食器整体图　　

东面的两个壁龛主要摆放的是炊食器，东北边分别叠压着四件尖刺乳钉纹簋，簋旁靠着一个铜甗，甗内还放置一件兽面纹鬲鼎。另外，该壁龛的填土中还有一件刃部折弯的铜戟(图2 炊食器整体图)。东南边有一个倒放的直棱纹鼎，鼎内还扣有一个小鼎(图3 青铜鼎套青铜鼎)。大鼎的后面还放置一件尖刺乳钉纹簋。

 青铜鼎套青铜鼎　　

西面相对应的位置亦有两个壁龛，西北边经过清理，仅在底部发现一些漆皮的痕迹，可能这里曾经摆放有漆器，时间久了，木头或竹制品已经腐朽。西南边的壁龛内倒扣着一个无耳深腹铜盘，旁边还有一件小铜卣。

北面的壁龛有一大一小两个，西北角的龛内有一件方座簋和一件乳钉纹鼎，另外还出土了一件高领袋足鬲。北壁的中间是最大的一个龛，里面摆放的是一组酒器，自西向东依次为方彝、卣、禁、斗、罍、壶、爵等。

另外，二层台上还摆放有车马器、兵器等。

从出土的铜器判断，该墓的下限不晚于西周初年武成时期，有关墓主的身份、族属、国别等相关信息，要等到挖掘工作彻底结束，所有文物被提取后，才能进一步研究。

虽然墓葬的发掘工作还未结束，但令大家惊喜和兴奋的是，该墓出土了一件青铜柉禁，这是宝鸡地区自1901年和1928年以来，第三次出土这种特殊的青铜礼器。

柉禁，即用来盛放酒器的青铜案几。案子上摆放的酒具往往成组成套，且体量巨大，制作精美。用这样一组大型的青铜礼器来祭祀，场面该是何等的壮观？！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宝鸡戴家湾(旧称“斗鸡台” )乡民发掘了一座古墓，出了二十多件青铜器，其中著名的“柉禁十三器”(“柉禁十三器”实际上有14件，其中一件铜斗置于卣中)，包括禁、尊、觚、斝、盉、爵、角、斗各一件，卣两件，觯四件，被端方收藏。端方，字午桥，曾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他一生嗜好金石书画，曾大力收集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他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编撰成《陶斋吉金录》，收录了自商周至六朝隋唐时期的青铜礼器、兵器、权量、造像等。每件器物都绘制图形、记载尺寸，有铭文的还附上铭文拓本。该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柉禁器组。它们被安置在书的最前面，并用了十几页进行介绍，应该是端方藏品中的精华。其中，盛放酒器的方座被端方首次命名为“柉禁” ，然而《陶斋》并未详述其命名的理由。据推测，可能与《礼器碑》中“笾柉禁壶”的记载有关。自端方著录后，人们才开始对“铜禁”这种新出现的器形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就其定名、用途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遗憾的是，1924年春，端方的后人迫于生活压力，将柉禁器组通过时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等政治顾问及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编辑的福开森博士之手，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图4柉禁器组)。

 柉禁器组

 天津博物馆所藏铜禁　　

1928年，盘踞在凤翔一带的军阀党毓琨大肆盗掘戴家湾地区的古墓五十余座，出土文物一千五百余件。据后来的参与者回忆，当时曾经出土了三件铜禁。党毓琨盗宝结束后，还未来得及销赃，就被陕西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兵围剿了。围剿结束后，宋哲元将抢占的古物运抵天津，存放于英租界内，随即一场紧张而秘密的售卖活动开始了。很多戴家湾铜器的珍品就这样星云流散，流落到了国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的手中。1940年3月，宋哲元离开天津到其夫人常淑青的家乡四川绵阳养病，于当年的4月5日逝世，终年56岁。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不久，就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由于宋哲元曾率部痛击过日本人，为了报复，日本人就查抄了宋哲元在英租界的家，并将包括夔纹铜禁在内的剩余文物带走。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文物落到日本人手中，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先生想尽办法，用托人送礼、请客等诸多办法才要回了一部分。解放后，宋的两个妻子分家，铜禁及其他一些文物归小老婆王玉荣所有。1968年，因家务纷争，这件珍贵的西周铜禁被打碎。后天津市文物文物清理小组接收了破碎的铜禁以及铜鼎、铜盂各一件，并请故宫(微博)博物院的老师傅们进行了修复。至此这些隐藏了40多年的国宝又一次重见天日。遗憾的是，出土的三件铜禁，有两件已经下落不明。入藏天津博物馆的这件铜禁，仅剩了一个空空的台座，上面的酒器已经不知所踪。台面上那三个圆形的孔洞，留给人们无尽的争论和猜想(图5天津博物馆所藏铜禁)。

青铜柉禁　　

石鼓山西周早期贵族墓葬出土的这套柉禁(图6 青铜柉禁)，长约八九十公分，尺寸比天津博物馆的小，与大都会博物馆接近。上面有一件方彝和两件凤鸟纹铜卣。这些酒器体量高大，在同时代，同类型的酒器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以往学者都认为，该器取名为“禁”，正是周人“禁酒”的一种物质体现。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铜禁的定名来自于端方，禁面本身并没有铭文，也就越发不会有此名了。其次，铜禁作为禁酒的产物，为何上面的酒器如此精美，这不是与禁酒的理念背道而驰吗？还有，这些铜禁，其背后的使用者究竟是谁？是酗酒无度的商人？还是禁酒节制的周人？有些学者认为，这种青铜案子，一定是周天子才能享用的。《礼记·礼器》云：“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为贵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微博)1989年，第640页。)据此可知，在铜禁上放置酒器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九五之尊的身份。另外，从墓葬的规模来看，仅仅十几平米的墓室和天子的级别也是相差甚远的。因此，说铜禁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明显证据不足。

石鼓山贵族墓的发掘清理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墓主人谜一样的身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揭开，也许会更久……这种保存完整、器类丰富的贵族墓葬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和艺术价值。尤其是柉禁器组的再次出土，使原本聚讼不休的争议变得清晰明了起来，也为“青铜之乡”增加了一套珍贵的藏品。